此类婚姻中包含了一个由各种因素打成的结。
张北川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学研究员，他收集了中国数百万和同性恋者结合的异性恋者的案例。这些故事中的大部分都和欺骗有关，有时还会涉及到暴力和性传播疾病。但在本周对他进行的一次邮件采访中，张北川在想，这些欺骗以及由它引发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折磨，是不是正在慢慢地消失。
“我两年来一直在联系着的一位女士告诉我说，就在这个月，她上高中的女儿知道了她父母结合的真相，于是当面质问她父亲这件事，”张北川写道，“那个姑娘告诉她父亲说：‘这么多年来你都在伤害我妈妈。我对同性恋没有一丝偏见，但像你一样的人和其他人结婚，还伤害她们，真的太卑鄙了。’”
对张北川来说，这种非常开放的交流意味着，至少在年轻人中间，“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”。
据估计，中国不同性向者之间的婚姻大约涉及到 4000 万人，而大多数对此现象的研究都把关注点放在了直女（性取向为男性的女性）身上，她们无意中嫁给了男同性恋者，而且认为自己是受害者。但中国的研究人员们已经开始关注起了另一种相对的现象：娶了女同性恋者的直男。
在中国，嫁给男同性恋者的直女被称为“同妻”，它源自中国人对男同性恋者的俗称“同志”一词和“妻子”一词的结合。而娶了女同性恋者的直男则被称为“同夫”——同志的丈夫。
在过去3年里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队研究人员在社会学家唐魁玉的带领下，已经发表了约 10 篇有关直女和男同性恋者婚姻的论文。但是在去年 12 月，唐魁玉和该校另一名研究员于慧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，罕见地把研究的关注点扩大到了同夫身上。
这篇论文的名字叫作《“同妻”“同夫”婚姻维持与解体的比较》，其中的一条结论写道：
“同夫的处境非常难。他们的数量并不在少数，只是由于男性相对于女性较少在网上互动诉苦，部分同夫并不清楚自己的同夫身份等多种原因，同夫群体不像同妻群体集中出现在网络中。”
由于很难找到愿意完全放开讲述自己婚姻的当事人，研究人员说，他们选取的主要都是来自互联网上的资源，比如互助小组或者供人们寻找性伴侣的网站。研究人员承认，这让他们取得的数据有了倾向性，更偏向于知道自己的处境、也许还正在寻求改变的那些人。尽管他们想办法采访到了 200 位同妻，但只采访到 10 位同夫。
不过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指出，从总体来看，似乎同夫在很多方面都比同妻要好。
他们发现，和与男同性恋者结婚的直女相比，直男较不容易从他们的同性恋者妻子那里感染通过性传播的疾病。在同夫的婚姻关系中，两人之间会有更多的性关系，因为男性更容易和一个不怎么情愿的女性发生关系，而反过来则会比较难。
同夫更容易离婚，而且会更快地离婚，因为他们总体上在经济上比女性更有保障。如果他们在婚后生活中发现妻子是同性恋者，离了以后再婚生子也相对更容易，而一个嫁给过男同性恋者的大龄女性，则很难组建一个新家庭。
论文中说，基于以上所有原因，同夫比同妻更容易提出离婚，这让此类婚姻的数量有所下降。
“目前我国对于同夫问题还没有进行专题性研究，因此对于同夫群体数目没有统一准确的调查统计数据，”唐魁玉和他的团队写道。“但可推断，我国同夫群体数量可以达到 200 到 400 万，这已是最保守的估计。”
张北川预计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，会让80%的男同性恋者（约 1600 万人）和女性结婚。这其中包括了那些希望生育一个后代的家庭，如果他们自己和许多中国适龄男性一样是独生子的话，这种愿望就会更加强烈。
此类婚姻中包含了一个由各种因素打成的结，其中有中国数十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、对于养老的担心，甚至还有官方管理人们可以在哪里合法居住和工作的户籍制度。唐魁玉说，所有这些都让同性恋者们无论男女都去结婚，并且保持已婚状态。
研究人员的论文中，引述了一个嫁给一个城里的男同性恋者、因此获得她渴望的城市户口的农村女性的话。当她后来就丈夫的性取向和他当面对质时，他反驳说：“你还抱怨什么？你嫁给我就是为了户口，不是吗？”
唐魁玉说：“和西方国家相比，在中国，现实的考量绝对扮演了一个重要得多的角色。”
张北川也同意这种说法：“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和西方的不一样。”在西方，男同性恋者要么单身，要么合法地和其他男性结婚。“他们（中国男同性恋者）内心还是受到了古老的农业社会的影响。”
根据唐魁玉和他的团队的分析，中国男同性恋者和异性恋伴侣结婚还有其他原因：
由于文化思想上不像西方国家那么自由，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结婚以后才发现自己是男同性恋者。
由于同性婚姻不是合法的，因此许多男同性恋者选择结婚生子，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期待他们这么做，也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孤独终老。
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初衷是假定儿女作为自己父母的主要赡养人，许多男同性恋者害怕自己老了以后过没有子嗣或者贫穷的生活。
来源：四眼男孩
